社会压力大，一层层传导下去，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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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孙译蔚 赖钰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诊室，一位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找到医生梁月竹，孩子的语文老师觉得女儿出现了问题，妈妈带孩子来到医院。

这位妈妈将老师发现问题的语文卷子带了过来。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画”，让孩子们再举例子。这个孩子在横杠上写下：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

这位家长和梁月竹医生说：“之前，只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招人烦，叫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得催着、赶着。”

“这个孩子一定有一些极端想法，否则不会写出这样的答案。而且她的抑郁情绪已存在一段时间，但家长并未发觉。”梁月竹在安定医院临床工作二十多年了，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次出诊都会遇到。

晚上6点多，儿童精神科医生仍在为患者看病。门外还有十多位候诊的家庭。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教授郑毅记得，他刚当大夫时，儿童青少年的问题相对比较少，当时一个病房20多张床，基本上够用。病情严重的孩子才住院，但严重的并不多。这几年，病房的床位已增加到60张，再加上特需病房，有百十来张，仍供不应求。

北大六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挤满了病人和家属。（赖钰摄）

这两三年凸显的问题就是

厌学、自杀、自伤

梁月竹问那位试卷上满目死亡的女孩：“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念头的呢？以前你不是总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以前可以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事情，你现在你还能感觉得到快乐吗？你的睡眠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梁月竹问得很仔细，慢慢地，女孩的心门打开了，解决的方法也就找到了。

“近两三年，越来越多的孩子因自杀、自伤、厌学来到诊室。”梁月竹说，“自伤是孩子的一种应对方式，有的是为了引起关注，还有的孩子内心极其痛苦，于是划伤自己的身体，用身体上的疼代替心理上的痛。他们往往夏天也穿着长袖，不想被人看到伤疤。”

“而家长看不到孩子心中的痛苦。家长常对孩子说，你现在吃喝不愁，比我小时候强多了，有什么可难受的，或者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几句话就让孩子哑口无言。当家长终于真正意识到孩子存在的问题，盼望孩子敞开心扉和自己聊聊时，孩子们的心门早已关闭。”梁月竹说。

带孩子来医院就诊的家长大多抱着单纯的目的，就是让医生阻止孩子自杀，继续上学。

家长们没有发现孩子身上潜藏已久的问题，直到发现伤痕，发现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等已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发现死亡念头正步步逼近时，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梁月竹

梁月竹介绍，儿童青少年抑郁的表现和成人不同，成人的大脑发育成熟，情绪低落时，一般言语和行动有所表达，但儿童大脑发育不健全，他们不会表达“我心情不好、不想说话”，而是用行动表达自己——不说话、不上学，或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些孩子情绪低落时，同时呈现焦虑状态，发脾气，难以忍受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儿童的成长发育阶段也有很大影响。郑毅在演讲《花儿一样的年纪，他们为何抑郁了？》中谈到，青春期前的孩子以行为异常表现突出，12岁之后，孩子以情绪、焦虑、抑郁的变化为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曹庆久则观察到现在患者的年龄更小了。之前，大部分是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如今儿童也逐渐增多。

“社会压力大，一层层传导下去，最薄弱的环节就是这些孩子。为了赢在起跑线上，很小的孩子就要卷进赛道，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刚开始就给孩子太多压力，会把孩子压伤。”曹庆久发现很多家长只重视孩子的学习，如果孩子成绩还可以，他就不会认为孩子有问题，所以说往往孩子情绪问题出现很长时间了，家长都没有发觉。

曹庆久还发现一些儿童患有“学校焦虑”或“学校恐怖”，或许因为成绩差、压力大，他们在学校没有朋友，情绪也开始紧张、焦虑、害怕。还有很多孩子从小成绩很好，到了初中，竞争增强，他害怕考试考不好，被同学笑话，自己丢脸，被家长批评，可能就不愿意上学。

外部“不可变动”的环境之外，抗压能力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郑毅教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儿童的心理抗压能力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家长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了，而忽视了孩子抗压、交友的能力。

他提到自己小时候经常跑到大街上，和其他孩子你打我争，最后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能锻炼自己的抗压能力，但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对现在的孩子们而言，从小时候开始，学习便是最重要的，只要报各种课外班，学懂了，就是最好的孩子。

而这些童年乐趣的消逝也让儿童失去了释放压力的渠道。

儿童精神科一号难求

在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早上10点，等待椅上坐满了人，十几个人站着。家长们的眼睛盯着正前方的“叫号屏幕”，有很多加号。一位家长说，“这边根本挂不上号，很难的。”

家长们围在诊室门口，紧贴着门，门稍微一打开，就一窝蜂地涌进入，但又会被要求继续等候。紧闭的门上写着“未叫号者请勿打扰”。

北大六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挤满了病人和家属。（赖钰摄）

漫长的等待中，好多人等着等着睡着了。直到晚上六点，还有很多人在等。

很多地方，儿童青少年精神科都是一号难求。

根据2019年《柳叶刀·精神病学》，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人数不足500人，且分布不平衡，优质儿童精神科医生大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一些偏远市和县甚至没有一个正规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曹庆久也谈到这一现象，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没有儿童精神科，家长们无处为孩子治病。“很多家长会优先选择迷信的方法，为孩子治疗。各种方法尝试无效后，才会带孩子到大城市或者北京治疗。”

相较于成人，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培训流程更为繁琐。曹庆久介绍，在北大医学部系统内，想成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要先完成成人精神科规定的培训，之后再到儿童精神科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而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待遇并不高，在挂号费相同的情况下，成人门诊1个小时能看四五个病人，儿童精神科医生只能看两三个。

曹庆久接诊一位初诊的孩子大约需要40分钟，疑难的可能要看一小时，所以他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下班。很多孩子除抑郁外，往往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以及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问题。

曹庆久说，相比和成年人聊天，和儿童交流更难。很多儿童不清楚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医生要反复求证，这也要求他们对孩子细心、耐心，有更多的爱心。

目前北大六院共有20余位儿童精神科医生，是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最多的医院。但由于诊疗资源和患者“双集中”，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曹庆久提到，儿童精神科医生门诊最晚会工作到下半夜。“一方面病人绝对数很多，另一方面医疗资源跟不上。”

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按《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只能咨询，不能诊断和治疗；心理治疗师可以在医疗机构进行心理治疗，但不能诊断和开处方药。

而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在治疗上，相比成年人，儿童更为复杂。虽然18岁以下的孩子都是未成年人，但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问题特征也有所不同。

和成人精神疾病相比，药物治疗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年龄越小的孩子，对药物的反应差别越大。

曹庆久

曹庆久认为，对孩子来说，首推的治疗方案还是心理治疗，主要是和孩子谈话，在心理治疗中，经常会用到家庭心理治疗。整个家庭都会参加，孩子的爸爸妈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样解决？对于孩子的表现他们怎样反应？

比如，针对学校恐怖的孩子，建议家长对孩子放低要求，包括引导孩子如何看待学习，不只注重成绩，还有和同学的相处等。

曹庆久认为，整个家庭都要参与到孩子的治疗中，对孩子有合理的要求，保持合理期待，改变和孩子交流的方式。另外，学校要为孩子提供一些相应的宽松模式，减少对孩子的歧视，甚至霸凌。

在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病房住院的多为10-18岁的青少年，他们因情绪障碍或其他行为问题住院。曹庆久对其中一位女孩印象很深。她有强烈的自伤、自杀观念，把自己伤得很重，胳膊上划得密密麻麻的。

女孩说她学习压力很大，家长对她要求尤其严格，每次考试都要求考多少分以上。在家长的影响下，这位女孩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虽然她成绩不错，是班里前10名，但她总觉得有压力，考得好，怕别人超过她，考得不好，又觉得自己学得不好，怕家长责备，情绪愈来愈低落，并且波动很大。

住院后，医生们为她做药物治疗。在住院的病人中，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能稳定儿童的情绪，改善抑郁状态。

“这往往需要一个综合治疗，并不是单单在我们医院里面治疗就可以了，还需要家庭、学校的配合。”曹庆久说。

所有的专家都认可儿童心理健康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因为在成人之前，家就是孩子最重要的港湾。

曹庆久说，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很温暖，很有爱的家庭里，能给他很多支持，让他有安全感，即使外界环境很不好，有压力，孩子发生抑郁几率也会小。

在医院的家庭心理治疗中，医生们会对家长做一些指导，包括怎样和孩子相处，对孩子提供一些合理的要求，怎样注意孩子的一些感受，要从孩子的自身心理状态出发，对孩子提供帮助。

孩子生病后，很多家长意识到自己的管理或许有问题，开始改变。医生们还会让家长和学校做一些沟通和协商，比如宽松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学习和作业。

那位女孩住院时间不长，三四周便出院了。她没有立马复学，在家里又休息了半年左右。这半年，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到医院继续做家庭心理治疗，半年之后，她又能上学了。

刚开始，学校对孩子要求比较宽松，作业做不完，孩子上课的时候很困，想睡觉，老师也不要过多地批评，而应更多地给与孩子鼓励和支持。后来，这个孩子的情绪障碍逐渐好转。

今年，她上高一，前段时间她到医院复诊，曹庆久觉得她情绪很好。现在，她几乎没有学业上的担心了。在家里，父母能理解她的感受，和她有很好的交流。她自己对学习目标也有了一些变化，不再只是追求成绩，而是很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以及和同学之间的交往。

不过曹庆久告诉我，在儿童病房，还有很多孩子长期不能去上学，很多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到职校或技校读书，一方面，他们确实不太适合高压的高中学习，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梁月竹则强调，无论如何，孩子出现情绪或行为障碍，还是应先就医，让医生判断孩子是疾病问题还是心理问题，而不是直接将孩子推给心理咨询师。“医生对一个孩子的判断是最准确的，医生可以给来访人员分层判断，是病态问题，还是心理问题；如果是让一位心理工作者先行去区分，那流程就颠倒了，就会出现问题。”

来到诊室的孩子们的问题各不相同。梁月竹认为必须挖掘原发性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一位孩子网络成瘾，一直在家玩游戏。梁月竹认为，玩游戏是继发性问题。原发性问题是孩子在家中得不到认可，或无法感到爱，便在虚拟世界中寻找一丝存在感。网络沉迷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根源性问题，才是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而且家长不能从很强势地管控、干涉孩子，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此放任孩子——孩子可以不上学，整天玩游戏、沉迷手机。

“最后的结果是孩子情绪障碍问题好转了，但网络成瘾了。”梁月竹说，“当发现孩子有问题时，家长应科学、智慧地改变自己，而不是缴械投降。家长应学一些相关知识，让自己有所成长，摸索孩子的特点，按照科学的教育方式，用自己成长后积极的生活态度引导孩子。”

梁月竹的一位好朋友是企业的总经理，他的妻子也是某单位的负责人。他的孩子中考失利，从一所很好的学校考入一所普通学校，他和妻子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与此同时，孩子的情绪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原先他们用来管理下属的那些技巧也失灵了。

和孩子接触后，梁月竹发现，孩子在青春期缺乏自我认同，一下子找不到方向。她告诉朋友，你和你的妻子都很优秀，可能无意中给了孩子很多压力。孩子觉得高不可攀，没办法效仿父母，就迷茫了。

梁月竹建议朋友接受孩子的特点，允许孩子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有自己的发展方向，鼓励孩子从一点点小的进步开始。

后来，她的朋友改变了。之前他很少陪伴孩子，后来，他常尽可能多陪伴孩子，还逐渐发现了孩子的长处，比如孩子会摄影绘画，会滑冰滑雪，爱骑行……慢慢地，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今，孩子重新踏入学校，状态相当不错。

“家长学习一些小花招、小技巧，很快会被孩子识破而无效；所以，仅仅学习套路是没有用的。”梁月竹说，“家长的心态必须由内而外发生变化，共情并接纳孩子，才能得到孩子的接纳。哪个孩子不希望父母跟自己贴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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